二、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，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，卒于鲁哀公十六年（551-497B.C.），七十三岁。 １．「圣人」与「正常人」 以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名声和地位，他被利用、被神化、被披上「教主」外衣，是很自然的事，但这些对孔子的动作，似乎没有发生多大的作用，在一般人心目中，孔子不是神，不是教主，而是「圣人」，这「圣人」二字也几乎成了孔子的专有名称。但这「圣人」不是超人，古来就认为人皆可以为圣贤。圣人的根基在普通人，孟子说：「圣人之于民，亦类也。出于其类，拔乎其萃，自生民以来，未有盛于孔子也。」也就把圣人与普通人统合在一起，孔子是「圣人」，也是普通人。几十年前，我见到美国有心理学家称爱因斯坦是「心理最正常的人」时，我就想到用这「心理最正常的人」来看孔子，是最恰当的看法。每一个人原来都是普通人，这人与人之间在表现上的差别，就看谁的心理最正常。这心理最正常的另一面，也就是最少受他人与外在环境的支配和影响，自己保持独特的不受环境制约的见识个性和作风，进而可以为人师表，这就是「圣人」。 ２．不失其正 孔子生性正直，他一生当中，无论是做教师或作官，都有他自己一定的原则，无论是处顺境或逆境，都不影响他正直的天性，正如他阐释易干九五爻所说「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圣人乎」，知进退的选择，明白存亡的道理，可以称为「智者」，但对逆境和危难的反应和作为都仍然能够不失其正，就只有圣人方能如是。 论语上载有孔子的一段话说： 「饭疏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」 如果能够把这「安贫乐道」的精神了解到原是孔子的本性，就容易对孔子有真实的认识。他做官是实心实意的做事，真是视富贵如浮云。史载他五十六岁时，在鲁国「由大司寇行摄相事」「与闻国政三月」「涂不拾遗」，曾听人说「三月而鲁大治」绝不可能，但我觉得，孔子当时如果有现在交通传播与行政组织各方面的条件，可能不要三个月。孔子的能力智慧固然高人一等，他在当时也事权专一，但最重要的条件还是要有「心」，没有真正做事的心，三百年也做不好。 孔子在当时那样的环境当中，不随俗迷信，进而表示出不迷信的态度，显示出他独特的一面。他说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，一方面显示出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」的态度，另一方面承认对死后情形不知道，完全不想要自己欺骗自己，实在是极大的气魄。 论语这一部书，一方面是后人认识孔子的数据，在另一方面，有这部论语的存在，正说明孔子在他有生之年，因在教育与学术文化方面的作为和他人格的感化，已建立有他自己的势力，这是他被尊为圣人与建立在历史上的地位最基本的原因，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说「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，当时则荣，没则已焉，孔子布衣传十世，学者宗之，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，折中于夫子，可谓至圣矣」，这一段话表现出孔子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力，也说明历史上的「独尊儒术」，也是形势自然发展的结果。 ３．不了解与误解 虽然有论语这部书的存在，有许多人都觉得对孔子是相当的熟悉，但事实上，我们一般人并不是真正了解孔子，例如孔子曾说「由也好勇过我，无所取材」，这话的字面含义是孔子说子路「好勇」，但「好勇过我」这一句话也透露出孔子对自己「好勇」是高度的估评，孔子甚至于说「我战则克」，这话也可以解释为他对「善战」的自负。又如论语载孔子在对伯夷叔齐等人的述评之后说「我则异于是，无可无不可」。这「无可无不可」是「夫子自道」，史载马援对刘秀极为信服，但他也认为刘秀不能与刘邦比，他说「高祖无可无不可，今上好吏事」，对这「无可无不可」作了非常深刻的诠释。 这些例子，可以说明即使熟读论语，也未必对孔子能有完整的了解。在此，我们要举述一段对论语如何解释的例子，说明古来对孔子是如何的误解。 论语上有一段话： 颜渊死。颜路请子之车，以为之椁。子曰：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，鲤也死，有棺而无椁，吾不徒行，以为之椁。以吾从大夫之后，不可徒行也。 古来对这段话的注释，大都相同，例如清人刘宝楠作「论语正义」，载「郑注云：欲得卖之以为颜渊作椁也」。再看朱熹的「四书集注」，注云「请为椁，欲卖车以买椁也」。 由「郑注」到「朱注」，都是说孔子的学生颜渊死后，颜渊的父亲颜路（也是孔子的学生），向孔老先生要他的坐车，用意是卖车去为颜渊作椁。但孔子不愿意把坐车交出来，还说了一套他自己儿子也无椁，自己曾作大官不可以「徒行」等话。 一个年轻学生死了，另一个也是学生，是死者的父亲，要当时已七十一岁的老人交出坐车去做椁，天下有这种事吗？把车卖了就能做椁吗？现在我们先看论语中另一段话： 颜渊死。门人欲厚葬之，子曰：不可。门人厚葬之，子曰：回也视予犹父也，予不得视回犹子也；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，孔子是为死者着想而反对厚葬（孔子反对厚葬也是一项值得注意的资料），但那些出钱出力为同门颜渊办理丧事的门徒却未遵照孔子的意思，仍然厚葬了颜渊，这一方面说明那「二三子」与孔子有不同的意见，同时也说明了孔子的门人有钱有力来办理丧事，绝对不至于为了死人而要活的老人把坐车拿出来。 由情理，由左证，都可以看出自古以来，从郑注到朱注都近乎是在闹笑话。另外，据「论语正义」一书的注释，说明高丽本足利本没有「以为之椁」四字，另有版本也无此四字，既无此四字，「卖车买椁」之说即无有来源。论语载孔子行谊，「朋友死，无所归，曰：于我殡。」孔子遇亲友与熟识人之丧，是表现得相当慷慨的。 前面「颜渊死，颜路请子之车」那段话的含意也相当明白，原意是颜路请孔子上车（之车），可能是孔子要和他人一样步行送葬，但孔子是颜路的老师，以其年龄与身份，当然要请他上车。 ４．世人对周易的误解 现代人不了解孔子，对「易经」更是非常的误解。这里所说的「易经」，原是周易，这「周易」依照司马迁的说法，就是「易」，他在周本纪中说：「西伯盖即位五十年，其囚羑里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。」易正义云「伏羲制卦，文王卦辞，周公爻辞，孔子十翼也。」这说法未提到连山归藏与夏商之「易」，可以说，「易就是「周易」（周文王演易），「周易」也就是「易」（事实上，现也仅能见到「周易」。 我在前面为什么要称「易经」，一方面这是通称，另一方面，也借此说明这「经」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特点。「诗、书、易」在西汉时加上一个「经」字，「经」表示绝对正确，但「经」总有些文字在，到后来由「经」演变出「纬」，例如有「易经」就有「易纬」，「易纬」可以由人随便造，完全不受原有文字的拘束，这就好像，先以「佛不打妄语」为前提，然后就在「佛说」之下造出各种各样的说法一样。许多宗教上的典籍也加上「经」字，有些从外国来的，原来没有「经」的意思，译成中文也都加上个「经」字。 了解这个经字是人为的结果，就可明白，不是说有个「经」字就是正确标记。在许多「经典」中，易经显得最神秘，许多人完全没有翻看过易经原文，但因环境上各方面有形无形旳影响，直觉的以为易经是一部无所不知的天书，认为学过易经的人大概就有「特异功能」，我就曾经听过一位具有大学学历的人说：「不是前有诸葛亮，后有刘伯温吗？」她意思是说历史上不是曾经有过预知未来的人吗？我也见过好些知识分子研究推背图，我知道一般人对「易经」的印象是件非常复杂的事情，因此，不得不对易经这部书要略加说明，但在正面叙述之前，最好方式是先说明这部书与一般人想象的「卜筮」无关，易不是用来卜卦的书。 首先，我们依照正史史记的说法，周文王姬昌在做纣王西伯的时候，曾经被囚，他在这时把原有的八卦相重，成为六十四个六个爻的卦，给每一个卦定卦名，并加上必要的说明，这就是所谓文王演易。文王智慧很高，以当时的处境和形势，他会去搞卜卦那样的事吗？又据史载，孔子晚年习易，兴趣极高，从现行周易的干卦以及从马王堆出土的一些资料，可以知道现行本周易各卦中的彖、卦象、爻象（还有见于乾坤两卦中的文言）是孔子加上去的，这就是所谓的「孔子赞易」，以孔子那样显然不迷信的人，在他晚年的研究和著述的生活中，会去搞「卜卦」吗？ 明白了「演易」的文王和「赞易」的孔子都不可能是搞卜卦的人，就可以知道周易这本书原与卜卦无关。现在要进一步谈到第二点，周易不是卜卦的书，即使所有人都认为易经是卜卦的书，这叫「集非成是」，那些人都是错的。 显然自古以来就有人利用「易经」来卜卦，最早见于左传，那些卜卦的是专职人员，他们除了这种「筮」的方式外，还有其它的方式，各种迷信也都是逐渐发展的，这其中也常有人工创作的成份，那些为当权者解答问题的专职人员利用周易来作为一种迷信的方式，对周易原来的本质并没有影响，正如现在有人利用易卦的形式来「卜卦」，并不影响其它人对易的正确认识是一样的。 谈到利用易卦的形式来卜卦，在此要补充说明两点： 第一，系辞中「大衍之数五十」那一节讲「卜筮」的文字，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没有，那是被以后的人加进去的。 第二，现在一般利用六十四卦的形式来「卜卦」，与周易的经文没有关系，和我们在左传上所见到的情形不一样，左传上的卜筮是引述卦辞或爻辞，倒如僖公二十五年「文公纳王请隧」那一节，即引述大有卦九三爻的爻辞「公用亨于天子，小人弗克」，但现时的卜卦已是另有一套系统，每一卦都有六个干支来配合那六爻，卜卦者只要背熟这六十四套干支，根本与经文无关。 我在「周易与形势分析」那本书中，曾说明如果专门着一部书来搞卜卦不可思议。有一件相当有趣的现象，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各种迷信也越来越简化了。现在不会有人捧着一本周易来卜卦，因为解说书上的文字会太累了。我小时候，曾见看相算命者说，他们的工作并不简单，起码肚子里要装有不少的墨水。的确，以前看相算命都要先消化好些书，现在算命由「斗数」到看「星座」，看相也由「手相」演变到更简单的方式。我看未来演变的结果，像看相算命之类，可以发展到不要任何借口，不解说任何理由，只要主事者表示能通灵有先知的本领就够了。 事实上，几年前台北流传一则故事，有位中年妇女常在某市场为买菜的妇女看相，大家都说他看得很准，但后来有人发现她似乎只会讲一句话：妳有喜了。 讲了这么多，如果还不明白周易原与卜卦无关，那对孔子与周易就无法了解。周易是一部非常特别的著作，中国人如果没有从这部书中得到些收获，实在可惜。以前英国罗素在政治经济哲学数学许多方面都有优异的表现，我想这些都与英语背境有关，如果中国人能够像他那样写出西方哲学史，就不可能再像他那样写出「数学原理」。同样情形，中国人如果研究周易，自然也较外国人方便得多。不了解周易，可以说无形中失去了许多难得的「知识」，把周易误解为「卜筮之书」，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损失。 周易这部书的特点，就是用符号来表达含意，那八个卦符，经两仪四象到八卦的演变发展，有丰富的内含，可以用来表达复杂的关系和动态的形势演变，演易者对八卦相重的两个卦符和六个爻研究之后，给以一个卦名，这卦名是他对那卦符所象形势或事理或性质的判断，然后他再加上「卦辞」，这卦辞是他对该形势演变发展的判断，或是记下处该形势时应注意的事项。因为： 第一，对卦符的看法和想法，只有他自己才知道。后世读者如果知道他对卦符的看法和想法，或许可以了解他为什么会写下那样的文字，否则，对文字的含意无法了解。如果要用文字去了解他对卦符的看法，很难得到正确的结果。卦符的含意到底如何，虽然有一些类似「艮为山」「离为火」的说法，但自古以来，实在缺乏对卦符含意作有系统的说明。 第二，周文王演易，是他自己作笔记，用极少的文字记下他当时想到的要点。不论他这笔记在当时是否完整，或在事后有流失，或在事后有整理和补充，总之，他不是为后人写讲义，像这样的记录，应该说别人是看不懂的。 这两点是后人不了解与误解周易最基本的原因。 我觉得自古以来，似乎只有孔子一人才说得上是真正理解易经。史载孔子晚年习易，韦编三绝；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中，说孔子「老而好易，居则在席，行则在囊」。但到现在，我还不大明白孔子何以能够了解周文王内心的想法，好像他和周文王二人共同发现了一套解读那些卦符的规律。我注意到，孔子也看出周文王对有些卦的看法，并不符合其它卦中的一般规律，他找出九个卦，以前人称这九个卦为「九德」，说明这九个卦是演易者因受当时处境与立场的影响，而有较特别的看法，所以孔子说「作易者，其有忧患乎」。因为有孔子对周易的理解和解释，后人才有看得懂周易的可能。 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似乎有本像「天书」一样的「易经」，这「易经」成为许多迷信的后台，知道易经不是那样神秘的书，许多迷信便容易瓦解，一般人对孔子也较容易有真实的理解。 谈过易经之后，有必要谈谈「阴阳」，在许多人心目中，阴阳是神秘的东西，其实「阴阳」二字是个代名词，阴阳也是人的概念，我们可以用「阴阳」这种「思想方法」来了解同时存在的二者以及那二者的关系和相互发生作用的过程，如果用得好，可帮助我们对事物的思考和观察，但我们同时也要知道，这阴阳概念把男女与日夜看成阴阳，只是我们主观的看法，并不是客观上真正存有那个叫阴阳的东西，事物的关系也是演变的，「阴阳」只是我们习惯的看法，把日夜看为阴阳与把男女看为阴阳完全不同性质。像以往算命看相风水等，先认定有阴阳那个东西，然后不同的时间与不同的方位也是阴阳，这只是人脑中的一套想法的系统，客观上并不存在那些阴阳的关系。 ５．本节小结 这一节主要有下述几项要点： （１）现在人不了解孔子，更不了解易经。 （２）孔子与宗教无关。孔子表示出不迷信的态度。 （３）文王演易与孔子赞易，除了有其正面意义之外，绝对完全与「卜筮」无关。 （４）「阴阳」是许多人为推论系统的基础，但阴阳只是人的观念，只是人用来看事物关系的代名词，不可以因为人有这种观念，创造了「阴阳」这两个符号，就认为客观上真正存在有「阴阳」这个东西。这个基础没有了，所有那些人为的推论的系统也就不能成立了。 |